1989.06.04

独裁爱国主义
--刘晓波

国家由它的民众构成,民众是一个国家的主体,也是国家主权的来源和国家利益的拥有者。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政府靠民众血汗养活,政府或执政党仅仅是国家的公仆而非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把民众当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当作民众公仆。所以,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务,无论是权力和国家财政,都必须做到“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必须具体化为民众的利益,最终具体落实为个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和民主等诸项法定权利。

总之,尊民爱民、特别是尊重和保障民众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评、甚至反对政府决策的权利,才有资格代表由民众利益汇集而成的国家利益,也才可以称之为爱国政府,才有资格倡导爱国主义。

然而,一个独裁政权的爱国恰恰相反,它高调提倡爱国主义却从来不尊重不爱护国家的主体——人民。

首先,它的权力不是来自民授而是来自暴力并靠暴力维持,它把本应服务於社会公益的公权力变成政权及权贵的私权力,变成贯彻政权意志、牟取权贵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谎言,它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它封锁公共信息,压制多元化的价值和不同意见的表达,它不允许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许民众议政、结社、罢工和游行,不允许民众用和平方式来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批评。

最后,它靠人民的血汗来养活却从来敌视民意并以虐待人民为乐,它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它用暴力抢掠了全部社会财富,然后从本应属於民众的财产分出一小部份恩赐给民众,非但不觉得羞耻,反而自以为是“皇恩浩荡”,逼着民众感恩戴德。

中共掌权后,为了维持党权对人民和国家的绝对统治,一直在大谈爱国主义,也始终强调一种似是而非的统治逻辑——“亡党亡国论”。六四后,这种论调变种为“稳定论”和“崩溃论”的相互补充。它的正面宣传是“只有中共才能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它的反面灌输是“离开了中共政权中国就将大乱甚至崩溃”,这一正一反的双簧演奏着“亡党亡国论”的主旋律。

事实上,“亡党”与“亡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政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没有资格宣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执政党,也不能等於国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权,不等於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亡党,只意味着某一执政党政权的坍塌,而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崩溃和中华民族的沉沦。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频繁,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亡国”。

“亡国”,只能是“主权更迭”,即由国与国之间的极端冲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领土被占领,主权被剥夺,一个国家被另一国家所颠覆并控制(或由占领者直接统治,或占领者通过操纵傀儡政权进行间接控制),而绝非“政权更迭”,一国之内的政权更迭与亡国无关。美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权更迭定期进行,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则一脉相承。

在此意义上,冷战时期的前苏联阵营中的东欧诸国,尽管在表面上还是主权国家,但实际的状态更近於“亡国”,因为这些东殴国家的政权直接受制於前苏联霸权的武力操控,以至於,前苏联为了达到完全操控这些国家政权的目的,在这些国家发生旨在摆脱苏联共产霸权的改革之时,不惜将坦克直接开进这些国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来恢复前苏联的共产霸权。

事实上,“亡党”与“亡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政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没有资格宣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自从秦始皇通过武力兼并而建立统一秦朝政权之后,经历了无数次政权更迭,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被灭亡。只有蒙族武力颠覆宋朝和满清武力颠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马蹄和手起头落的马刀,将汉人置於劣等人地位的种族歧视制度,还可以勉强称之为“亡国之耻”。反元复宋和反清复明的斗争,还可以称之为“复国”的反侵略反占领的斗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武力冲突,即便是中国的屡战屡败,不得不签下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也始终没有沦为彻底的“亡国”,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也并没有取代中华民国政权。

同样,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内部的频繁权力更替之中,衰亡的仅仅是某个“家天下政权”或“党天下政权”,而非国家本身。孙中山和袁世凯合力推翻满清之功,最终以国民党的“党天下政权”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政权”。毛泽东及其中共打败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国民党的党天下被中共的党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国之内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中国主权的转移。换言之,中共政权只有五十年,而中国历史已经延绵了五千年,中共所颠覆的仅仅是“国民党政权”,而非中国这个“国家”。所以,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只是又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而与“建国”无关;毛泽东也仅是“新政权之父”,而决不是“新中国之父”。即便现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但六千多万党员与十三亿人口相比,也仅仅是少数,怎么就能那么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人民和国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绝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维护独裁强权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独裁政权,都喜欢倡导爱国主义,而独裁爱国主义不过是祸国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

中国的“两会”早已失去参政议政的功能,沦为当局的橡皮图章。不仅如此,近年来“两会”与时俱进,已经不仅限于“人大代表举举手,政协代表拍拍手”,而是成为一场奢华的政治版“春晚”,任由富豪炫富。今年则更甚,代表们轻裘宝马,浑身珠光宝气,手上戴着24万元的手表,腰上系着价值万金的腰带。这与普通民众日益艰难的生活现状形成强烈反差,引起民间舆论的强烈抨击。

当局一面号召民众学雷锋,另一面却放纵奢靡之风,是在自打耳光。不过,当局这样做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是营造太平盛世景象,掩盖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二是转移民众视线,缓和王立军事件对政局的冲击,稳住十八大的阵脚。为此,官方新闻发言人有意放烟幕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进展,误导舆论,缓和社会不满;而实际上毫无改革之意,继续坚持一党体制的刚性维稳,执意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73、83条款,使“秘密失踪”合法化。

六四天安门事件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事件。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最早起因是由于学生悼念刚刚逝世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派领导人胡耀邦,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演变成为一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6月4日的凌晨,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行动,事件转为地下化。余波一直未能平服。
背景
1980年代,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改革在初期是十分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是这些经济改革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官员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治安状况恶化、青年人的信仰危机等。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涌现,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等理念。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大陆曾发生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潮,包括1985年9月18日学生游行反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发展为反对中共“太子党”等诉求,和1986年底从中国科技大学最先开始的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的的学潮。在第二次的事件中,方励之等三名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而且与1987年1月胡耀邦的离职有直接关系。

胡耀邦去世   
1989年4月8日,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中央教育会议的胡耀邦突然心脏病病发,于一周后去世。胡的去世是整个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胡耀邦是邓小平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在邓小平上台后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在党内属于改革派,支持经济与政治改革。胡耀邦与改革派在党内的地位在1986年达到最高点,当年邓小平发表谈话,提到政治改革问题,并对胡表示支持。但是1986年底从中国科技大学最先爆发的学潮对改革派的势力造成冲击,并最终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1月辞职,由另一改革派人士赵紫阳接任。
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后,北京、上海等地各大院校学生就已经出现一些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悼文与花圈。在天安门广场也有悼念的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置花圈。这些活动始终是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中央方面则对胡耀邦的逝世做最高规格的安排,在胡去世后不到4个小时就发布讣告,高度评价其贡献,只字未提他的过失。北京的情况稳定,令大多数人相信,胡耀邦的去世并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暴,因为胡毕竟“离权力中心已经很远”(英国路透社评论)。 胡耀邦去世

事件扩大

4月17日,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

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18日当晚和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报道称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巨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当局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1)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2)与总理李鹏对话;(3)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获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学生们身后是严密的警察人墙和数万名围观群众,人群中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三个人一直跪到13时30分左右,随后学生们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这为党内保守派控制局势创造良机。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他们的倡议很快得到北京35所高校的支持。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适用武力镇压。

4月24日,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杨尚昆、乔石、万里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李鹏称事件“是公开的向党挑衅”、对该事件的处理将“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乔石等人则认为学生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被“被一些人所利用,要晓之以理”。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李鹏负责。会议结束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将事件通报邓小平。当晚,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方政府发出通知,要“立即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铎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元老。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当局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高度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倒”、“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强烈反应。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手段使江泽民得宠于邓小平,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天安门清场
邓小平认为形势已经失控,决定采取行动。6月3日晚、6月4日清晨,军队进入北京。他们使用武力清除广场、街道上的示威者。北京死亡数字官方报道为超过200人,其中学生超过30人,不过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但也有人认为,死于枪口下的人只占总体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学生主要因绝食等死亡。武装清场后,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均被熄灭,直到清晨,有知情者还看到中国军队在用麻袋运送尸体。

6月4日之后,虽然外国政府强烈批评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央政府认为示威已经威胁到稳定与秩序,并拘留了大批示威者。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有一部分示威者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等国家,也有一部分人被捕后在舆论压力下被中国送到美国“保外就医”,他们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柴玲、吾尔开希、魏京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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